肺结节恶性风险不确定性对焦虑的影响:疾病感知与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分析

《Frontiers in Psychiatry》:Association between uncertainty regarding malignant risk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nodules: a serial mediation analysis of illness perception and rumin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iatry 3.8

编辑推荐:

  中文摘要翻译:目的:本研究探讨了肺结节检出后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与焦虑之间的关系,以及疾病感知和反刍思维的链式间接效应。方法:研究纳入2023年1月至2026年1月期间于我院收治的308例肺结节患者。研究人员收集一般资料,并采用疾病不确定性量表(MUIS)、简明疾

  
中文摘要翻译:目的:本研究探讨了肺结节检出后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与焦虑之间的关系,以及疾病感知和反刍思维的链式间接效应。方法:研究纳入2023年1月至2026年1月期间于我院收治的308例肺结节患者。研究人员收集一般资料,并采用疾病不确定性量表(MUIS)、简明疾病感知问卷(BIPQ)、反刍思维量表(RRS)及中文版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对受试者进行评估。使用SPSS 26.0及PROCESS宏程序(Model 6)进行相关分析和链式间接效应分析。采用Bootstrap重抽样法(5000个样本)评估间接效应的稳定性。结果:在308例肺结节患者中,MUIS得分为24~86分,平均56.10±12.21分;BIPQ得分为3~76分,平均43.26±10.67分;RRS得分为22~72分,平均44.66±10.60分;GAD-7得分为1~16分,平均8.84±2.62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疾病特征患者的GAD-7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MUIS评分与BIPQ、RRS及GAD-7评分均呈正相关(r=0.687、0.577、0.745,P<0.05);BIPQ评分与RRS及GAD-7评分呈正相关(r=0.577、0.601,P<0.05);RRS评分与GAD-7评分呈正相关(r=0.574,P<0.05)。MUIS对GAD-7的直接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75.63%。间接效应包含三条路径:① MUIS→RRS→GAD-7,间接效应值为0.014,占总效应的8.75%;② MUIS→BIPQ→GAD-7,间接效应值为0.016,占总效应的10.00%;③ MUIS→BIPQ→RRS→GAD-7,间接效应值为0.009,占总效应的5.62%。结论:肺结节检出后,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与焦虑呈正相关,该关联部分由疾病感知和反刍思维的链式间接效应所解释,与假设模型一致。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CT)在肺癌筛查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上升。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肺结节的患病率约为27%,男性患病率略高于女性;中国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肺结节的患病率约为55.9%。然而,由于影像学特征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排除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大多数肺结节患者需要进行随访和进一步鉴别诊断。在这一阶段,结节性质尚不明确,患者处于恶性风险不确定的状态。恶性风险不确定性是指个体无法准确预测疾病发展过程、治疗效果和结局的一种认知状态。已有研究指出,恶性风险不确定性是癌症筛查阳性人群的主要心理应激源之一,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密切相关。然而,肺结节患者中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与焦虑之间的内在关系尚不清楚,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疾病感知是自我调节理论的核心内容,指个体对所患疾病的认知、理解和评价。该理论认为,当个体面临疾病威胁时,会基于自身知识、经验和信息形成对疾病的认知表征,这些认知表征可能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和应对行为。已有研究证实,个体对疾病的负性感知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风险。反刍思维是一种个体反复关注自身负性情绪及其原因和后果的认知风格,能够延长和加重负性情绪,是焦虑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

目前大多数研究分别考察了疾病不确定性、疾病感知、反刍思维和焦虑之间的两两关联,但尚未系统探讨这四个因素之间的序列关系。自我调节理论认为,当个体面临健康威胁时,首先形成对疾病的认知表征(即疾病感知),随后基于这些表征选择和调整认知及应对策略。反刍思维作为一种以反复关注负性内容及其原因和后果为特征的认知-情绪应对策略,通常在疾病感知形成之后被激活。因此,理论上疾病感知先于反刍思维。基于自我调节理论,研究人员假设存在“恶性风险不确定性→疾病感知→反刍思维→焦虑”的序列关联,并通过检验这一假设路径来弥补现有研究空白。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该研究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207501),选取2023年1月至2026年1月期间在该院收治的308例肺结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包括:符合肺结节临床诊断标准并经胸部CT确诊(结节直径≤3 cm);年龄18~80岁;具备基本读写能力并能独立完成问卷;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包括:既往有肺癌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合并心、肝、肾等严重器质性疾病;有精神疾病史或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或交流障碍;妊娠或哺乳期女性;已接受肺结节手术治疗或活检明确病理诊断者。所有参与者在胸部CT检出肺结节后一个月内完成问卷,填写问卷时结节性质尚未确定,患者均未获得结节的明确病理诊断,尚未收到恶性风险评估结果,正在等待活检或随访评估。

样本量计算基于序列中介模型中间接效应的效能分析,双侧显著性水平α=0.05,统计效能(1-β)=0.80。根据既往关于肺结节心理因素的研究(9, 10),各路径标准化效应量保守假设为小到中等(标准化路径系数:a=0.25,b1=0.25,b2=0.25)。序列中介模型包含一个自变量和两个序列中介变量,同时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吸烟史、饮酒史、结节数量、结节位置、结节密度和肺癌家族史共11个潜在混杂因素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使用RStudio进行蒙特卡洛模拟(5000次模拟迭代),结果显示检测小到中等程度的序列间接效应所需最小有效样本量为230例,考虑20%的无效问卷和失访率,最终确定所需样本量≥288例,实际纳入308例,满足统计效能要求。

研究方法涉及以下关键技术:采用修正版疾病不确定性量表(MUIS)评估恶性风险不确定性,该量表基于Mishel疾病不确定性量表中与恶性风险相关的条目,结合肺结节患者临床特征进行修订,包含不可预测性、信息缺乏、复杂性和模糊性四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5级Likert评分,总分为20~100分,分数越高表示恶性风险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采用简明疾病感知问卷(BIPQ)评估疾病感知,包含后果、时间线、个人控制、治疗控制、疾病识别、疾病关注、疾病理解、情绪表征八个维度及一个病因开放性问题,总分0~80分,分数越高表示疾病感知越负性。采用中文版反刍思维量表(RRS)评估反刍思维,包含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三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4级Likert评分,总分22~88分,分数越高表示反刍思维水平越高。采用中文版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评估焦虑,共7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总分0~21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严重。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软件,使用Shapiro-Wilk检验评估数据正态性,正态分布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及Bonferroni校正。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序列中介分析采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6,基于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估计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若95%置信区间(CI)不包含0则认为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患者一般资料与量表得分

共纳入308例肺结节患者,其中男性161例(52.27%),女性147例(47.73%);年龄<60岁者222例(72.08%),≥60岁者86例(27.92%)。结节特征方面,单发结节189例(61.36%),多发结节119例(38.64%);结节位于左肺136例(44.16%),右肺172例(55.84%);纯磨玻璃结节92例(29.87%),混合磨玻璃结节75例(24.35%),实性结节141例(45.78%);有肺癌家族史者47例(15.26%)。量表得分情况:MUIS平均得分56.10±12.21分(范围24~86分),处于中高水平;BIPQ平均得分43.26±10.67分(范围3~76分);RRS平均得分44.66±10.60分(范围22~72分);GAD-7平均得分8.84±2.62分(范围1~16分),处于轻度焦虑水平但接近中度焦虑临界值。

(二)不同特征患者GAD-7评分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吸烟史、饮酒史、结节数量、结节位置、结节密度以及肺癌家族史的患者,其GAD-7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表明,在肺结节检出的早期阶段,恶性风险不确定性可能是导致患者焦虑的重要因素,其与焦虑的关联强于年龄、性别和结节特征等因素。

(三)变量间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MUIS评分与BIPQ、RRS及GAD-7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687、0.577、0.745,P<0.05);BIPQ评分与RRS及GAD-7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577、0.601,P<0.05);RRS评分与GAD-7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574,P<0.05)。所有正性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恶性风险不确定性、负性疾病感知、反刍思维和焦虑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四)疾病感知和反刍思维的链式间接效应检验

以MUIS为自变量(X),GAD-7为因变量(Y),BIPQ和RRS为中介变量(M1、M2)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模型结果显示,MUIS可正向预测GAD-7、BIPQ和RRS;BIPQ可正向预测GAD-7和RRS;RRS可正向预测GAD-7。所有中介路径均校正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吸烟史、饮酒史、结节数量、结节位置、结节密度和肺癌家族史等协变量。

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MUIS对GAD-7的总效应值为0.160,直接效应值为0.121,占总效应的75.63%,说明恶性风险不确定性对焦虑存在显著的直接作用。间接效应由三条路径组成:① MUIS→RRS→GAD-7,间接效应值为0.014,占总效应的8.75%,即恶性风险不确定性通过反刍思维单独影响焦虑;② MUIS→BIPQ→GAD-7,间接效应值为0.016,占总效应的10.00%,即恶性风险不确定性通过疾病感知单独影响焦虑;③ MUIS→BIPQ→RRS→GAD-7,间接效应值为0.009,占总效应的5.62%,即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依次通过疾病感知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影响焦虑。上述三条间接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围绕研究结果的临床意义和理论解释展开。研究人员指出,肺结节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本研究中患者MUIS得分处于中高水平,表明多数患者在肺结节检出后有明显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体验。BIPQ平均得分提示患者普遍存在负性疾病感知,可能高估结节的恶性风险及潜在后果,同时低估自身对疾病的管控能力。RRS平均得分表明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刍思维,这种适应不良的认知风格在不确定的疾病威胁面前更容易被激活,使患者陷入负性思维循环。GAD-7平均得分处于轻度焦虑水平但接近中度焦虑临界值,提示焦虑问题在肺结节患者中较为普遍。

关于变量间关联,研究人员认为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慢性心理应激源,可能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持续激活,引起皮质醇和儿茶酚胺水平升高,进而产生焦虑相关的生理唤醒和心理体验。疾病感知方面,高水平的恶性风险不确定性可能干扰个体对疾病病程、预后和可控性的准确评估,促使患者高估肺结节恶性概率、将咳嗽胸闷等非特异性躯体症状归因于恶性疾病,并低估自身及医疗干预对疾病的控制能力,形成负性疾病感知。反刍思维方面,患者可能反复查看检查结果、预期不良结局并过度担忧未来,这一过程会增强杏仁核反应、消耗前额叶认知资源并损害情绪调节能力。负性疾病感知与反刍思维可能相互影响和强化,形成“恶性风险不确定性→负性疾病感知→反刍思维→焦虑”的循环。

研究结果表明,疾病感知和反刍思维在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与焦虑之间既存在独立间接效应,也存在链式间接效应,与假设模型一致。然而,由于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这些间接效应仅代表与假设模型一致的关联,不能确定变量间的时序或因果关系。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单中心研究限制了样本代表性和结果推广性;自我报告工具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修订版MUIS的心理测量学特性仍需进一步验证;未评估神经生物学指标,讨论中涉及的脑区活动和神经内分泌机制仅为基于既往文献的推测。

研究结论为:肺结节检出后,恶性风险不确定性与焦虑呈正相关,该关联部分由疾病感知和反刍思维的链式间接效应所解释,与假设模型一致。在临床实践中,应更加关注肺结节患者的认知和心理状态。旨在降低疾病不确定性和修正负性疾病感知的综合干预措施,以及针对反刍思维的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训练和注意重定向等方法,可能有助于改善肺结节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该研究为制定针对肺结节患者的心理干预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 搜索
  • 国际
  • 国内
  • 人物
  • 产业
  • 热点
  • 科普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