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行为干预(CBI)与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负担及生活质量的即时和3个月随访关联:一项准实验研究

《Frontiers in Psychiatry》:The association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with caregiver burden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family caregivers of cancer recurrence patien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5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iatry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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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认知行为干预(CBI)对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负担和生活质量(QOL)的即时及3个月随访关联。方法:在中国一家三级医院完成研究的87名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中开展准实验研究。参与者来自同一肿瘤科的两个住院病区,其中一个病区分配至干预组(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认知行为干预(CBI)对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负担和生活质量(QOL)的即时及3个月随访关联。方法:在中国一家三级医院完成研究的87名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中开展准实验研究。参与者来自同一肿瘤科的两个住院病区,其中一个病区分配至干预组(n=43),另一个分配至对照组(n=44)。干预组接受8周结构化CBI并联合常规护理,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结局采用Zarit照护者负担访谈(ZBI)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简表中文版(WHOQOL-BREF-CV)测量,分别在基线(T0)、干预后即刻(T1)和干预后3个月随访(T2)施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在T1(MD = -8.27,95% CI:-10.39至-6.16;d = -1.66)和T2(MD = -4.66,95% CI:-6.92至-2.40;d = -0.88)均显示总照护者负担显著降低。总体QOL在T1(MD = 3.39,95% CI:1.46至5.32;d = 0.75)和T2(MD = 3.91,95% CI:1.83至5.99;d = 0.80)也显著改善,生理域在T1和T2、心理域在T1亦显著改善。然而,心理域在T2的差异在事后多重性校正敏感性分析中较不稳健。社会关系域和环境域在T2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照护者负担未见显著纵向变化;但若干QOL域随时间出现显著组内波动。结论:研究结果提示,CBI可能与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在即时及3个月随访期间照护者负担降低和QOL改善相关。建议进一步开展更大规模、多中心并延长随访的研究,以确认这些效应的可持续性和干预的可推广性。
研究背景方面,癌症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和经济负担,2022年全球估计约2000万新发癌症病例和近1000万癌症相关死亡;中国占全球癌症发病和死亡超过五分之一,疾病负担居全球首位。尽管治疗进步提高了生存率,但长期生存常伴随复发风险。复发会引发患者疼痛、恶心、焦虑和恐惧等身心痛苦,并给家庭照护者带来巨大心理和照护负担。家庭照护者需持续提供身体和情感支持,同时面对疾病进展不确定性和死亡恐惧;照护所需大量时间和精力还会限制其社会活动和就业,导致社会网络缩小和经济毒性,进一步加重焦虑,最终损害生活质量(QOL)。既有证据提示,减轻照护者经济与心理负担可改善其整体福祉。CBI以Beck认知模型为基础,是一种结构化心理干预,结合认知重构与行为调整,帮助个体识别和重评适应不良想法、调节情绪并发展适应性应对行为。在癌症复发情境中,照护者可能产生“必须完美照护”“复发是既往照护失败”“自己对防止恶化负责”等负性自动思维,从而加重内疚、无助、焦虑和责任压力;情绪痛苦又可能引起睡眠紊乱、社交退缩、自我照护减少和问题解决无效,进一步损害生理和心理QOL。CBI设计目的在于打断适应不良认知、情绪痛苦和无效行为之间的循环。既往关于CBI用于癌症家庭照护者的证据仍不一致:一项荟萃分析发现CBI可降低照护者焦虑和抑郁,但QOL改善未达统计学意义,并指出研究数量少和方法异质性。既往干预多纳入不同癌症轨迹阶段或聚焦特定癌种,难以确定是否适用于确诊复发后的照护者。复发后的照护不同于初诊和晚期癌症照护:复发发生在缓解或相对稳定之后,可能破坏恢复期望、重新激活既往治疗痛苦记忆并恢复照护责任。中国文化背景下,孝道和家庭责任既可能提供意义、承诺和照护动机,也可能造成自我施加责任、担心照护不足、不愿披露痛苦和减少求助。因此,研究人员开展准实验研究,评估CBI与中国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负担及QOL的即时和3个月随访关联,为CBI在中国情境中的潜在获益提供初步证据。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为2024年6月30日至2025年1月25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肿瘤科进行的准实验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最终纳入并分析87名家庭照护者,干预组43名、对照组44名。纳入标准包括年龄≥18岁、照护临床确诊复发性癌症患者、ZBI评分≥21、承担主要照护责任、意识清楚且阅读理解能力良好;排除严重躯体或精神共病及付费照护者。两个住院病区分别分配至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接受8周结构化CBI联合常规护理,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主要结局为照护者负担和QOL,分别在T0、T1和T2评估。研究结论提示,结构化CBI可能与总照护者负担和角色负担降低,以及总体QOL和生理域改善相关,并可持续至3个月随访;但心理域和个人负担在T2的改善在事后保守多重校正中不稳健,社会关系域和环境域在T2不显著。因基于病区分配,病区层面影响无法与干预条件分离,故结果应谨慎解释为初步关联而非明确因果效应。其意义在于为复发性癌症家庭照护者的心理社会干预提供初步证据,并提示未来需大规模、多中心、延长随访研究确认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准实验设计,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肿瘤科两个住院病区进行整群分配,样本队列来源为该院肿瘤科复发性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最终分析87名,干预组43名、对照组44名。使用ZBI和WHOQOL-BREF-CV在T0、T1和T2评估。干预为8周结构化CBI小组方案,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统计分析使用SPSS 28.0和R 4.3,主要采用2×3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并拟合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进行敏感性分析;事后采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DR)、Holm和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性校正。

研究结果中,参与者人口学特征方面,共90名家庭照护者符合标准并完成基线评估,干预组2名和对照组1名退出或失访,最终87名完成至T2评估。两组照护者和患者在基线人口学及临床特征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基线照护者负担和QOL亦无显著组间差异,显示基线同质。干预组出席率为95%,平均参加7.6/8次;41名(95.3%)参加至少6次;作业完成率为94%,平均完成7.5/8次;40名(93.0%)完成至少5次作业。未报告或观察到不良心理事件。重复测量ANOVA结果显示,总照护者负担、个人负担和角色负担均存在显著组×时间交互效应,交互效应量中到大,总负担η2p=0.149,个人负担η2p=0.062,角色负担η2p=0.120。干预组总负担由T0的44.14±5.48降至T1的37.02±3.74和T2的39.02±3.89,从严重负担范围降至中度负担范围。QOL方面,总体QOL及四个WHOQOL-BREF域均存在显著组×时间交互效应;生理域交互效应大(η2p=0.450),社会关系域(η2p=0.096)和环境域(η2p=0.083)为中效应,总体QOL(η2p=0.057)和心理域(η2p=0.039)为小到中效应。组间比较进一步显示,干预组在T1和T2的总照护者负担和角色负担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在事后FDR敏感性分析中仍显著;总负担组间效应量大,T1 MD=-8.27,95% CI为-10.39至-6.16,d=-1.66,T2 MD=-4.66,95% CI为-6.92至-2.40,d=-0.88。个人负担在T1差异显著,但T2仅在未校正分析中名义显著(p=0.024),Holm和Bonferroni校正后不稳健。QOL方面,干预组总体QOL和生理域在T1和T2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在事后FDR敏感性分析中保持显著;心理域在T1显著改善,但T2差异在未校正分析中名义显著(p=0.023),Holm或Bonferroni校正后不稳健,因此T2心理域结果应解释为提示性而非确证性。社会关系域和环境域在T1显示显著组间差异且效应量大,但T2差异不显著,社会关系域p=0.608、d=-0.11,环境域p=0.085、d=0.37。干预组从T1至T2在生理域、心理域和社会关系域出现显著下降。对照组照护者负担未见显著纵向变化,但若干QOL域随时间出现显著组内波动。假设检验和敏感性分析显示,生理域和心理域违反球形假设,采用Greenhouse-Geisser校正;部分负担结局和社会关系域违反方差齐性。LMM敏感性分析中所有结局的组×时间交互效应仍显著,未改变主要结论。T2评估方式比较显示,面对面评估77名、微信视频评估10名,两组分布均衡,评估方式对各结局无显著影响,排除微信参与者后8个结局中7个结果一致,心理域由p=0.043变为p=0.056,与其多重校正下不稳健一致。

讨论部分,“认知行为干预对癌症照护者照护负担的影响”方面,研究人员指出照护者负担可来自情绪、身体健康、社会隔离、时间限制等多维度;CBI可能通过情绪管理、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增强社会支持网络和时间管理策略减轻负担。本研究将不同癌症类型照护者合并分析,因复发本身常作为共同心理应激源,但癌种间症状负担、预后和治疗轨迹仍可能影响照护体验,故应谨慎解释。结构化CBI可能与复发性癌症家庭照护者负担降低相关,ZBI总分从严重负担范围降至中度并维持至3个月;但总负担在T1至T2略有增加,提示即时改善部分衰减。个人负担在T2的多重校正后不稳健,需进一步研究。“认知行为干预对癌症照护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面,干预组总体QOL和生理域在T1和T2均高于对照组,并在FDR校正后稳健;心理域T2在未校正分析中较高,但Holm或Bonferroni校正后不稳健,应视为探索性。社会关系域和环境域在T2不再显著,且T1至T2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域下降,提示即时QOL获益在3个月随访中部分侵蚀。对照组总负担由T0的43.55±5.88升至T1的45.30±5.93,提示组间差异可能部分反映疾病轨迹下照护需求增加的背景,应解释为相对组间差异。既往荟萃分析显示CBI可降低焦虑抑郁但QOL改善不显著;本研究扩展至确诊复发后的家庭照护者,但因非随机和随访较短,应视为初步证据。干预机制未被直接评估,不能将QOL变化归因于特定认知或行为通路。文化因素如孝道、家庭责任、求助和自我照护规范,以及医疗基础设施,均可能影响干预实施和效果。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单中心、非随机、未盲法、无注意对照、干预组与专业人员结构化接触更多、病区分配导致病区层面混杂、未按癌种或分期分层、未收集患者疾病进展纵向数据、随访仅3个月、未收集职业信息包括是否为医护人员、未正式评估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存在小组聚类而未建模、标准误可能低估等。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结果提示,结构化CBI可能与3个月随访期间总照护者负担和角色负担减少,以及总体QOL和生理域改善相关。然而,鉴于基于病区的分配,这些发现应谨慎解释为初步关联,因为病区层面影响无法与干预条件分离。此外,3个月时心理域和个人负担的改善在事后保守多重校正敏感性分析中不稳健。因此,这些次要发现应解释为探索性和产生假设的,需要在未来具有预设结局和更大样本的研究中确认。需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多中心并延长随访的研究,以检验这些效应的可持续性,并在不同人群和医疗环境中评价该干预。此外,应考虑照护者个体差异,以促进更个性化和针对性干预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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