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Why proximity to regional innovation centers matt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green innovation bub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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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区域创新中心(RICs)能够鼓励企业绿色创新,但在RICs的空间影响下,企业可能会机会主义地夸大其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产生绿色创新泡沫。研究人员从理论上论证了与RICs的地理邻近性通过影响企业夸大绿色产出的能力和动机来塑造这些泡沫。结果表明:(1)与R
摘要:虽然区域创新中心(RICs)能够鼓励企业绿色创新,但在RICs的空间影响下,企业可能会机会主义地夸大其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产生绿色创新泡沫。研究人员从理论上论证了与RICs的地理邻近性通过影响企业夸大绿色产出的能力和动机来塑造这些泡沫。结果表明:(1)与RICs的邻近性与企业绿色创新泡沫呈倒U型关系;(2)绿色战略导向(GSO)正向调节这一关系,在GSO较高的企业中倒U型曲线更为陡峭;(3)政治关联使曲线峰值发生位移,泡沫形成在更远的地理距离处达到峰值并下降。总体而言,本研究从战略响应视角增进了对绿色创新地理影响的理解。此外,研究还强调了组织异质性在塑造企业解读和响应地理影响方式中的作用。
**论文解读:区域创新中心邻近性与绿色创新泡沫——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Regional Innovation Centers, RICs)作为科技资源和创新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或区域,在优化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重视,使得绿色创新成为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核心绩效指标。然而,并非所有创新都能真正转化为环境可持续性和效率的提升。随着以专利为基础的创新指标日益受到重视,企业倾向于通过过度申请专利来夸大其绿色产出,以获取政策、声誉或投资优势,这种行为催生了企业绿色创新泡沫(green innovation bubble),即企业报告的绿色创新数量远超其技术或环境实质。
现有研究已阐明邻近RICs如何塑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对于距RICs的距离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泡沫的形成知之甚少。尽管邻近RICs可能增强企业进行象征性创新的能力——通过改善获取政策信号和专业中介服务的渠道来包装和推广绿色成就——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强的监督,抑制过度象征性创新行为。基于Oliver(1991)将企业视为制度压力的积极诠释者的观点,研究人员认为邻近RICs会调节企业从事象征性绿色创新的动机和能力,从而影响其绿色创新泡沫程度。经济地理学研究主要将邻近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归因于地方资源和利益相关者的空间配置,但很少关注企业层面的特征如何调节这些地理影响。为此,研究人员引入两个显著的企业层面调节变量:绿色战略导向(Green Strategic Orientation, GSO)和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以揭示组织异质性在地理影响塑造中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以2006-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多来源面板数据集。企业地理坐标和财务控制变量(如资产回报率(ROA)、杠杆率和现金流)取自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绿色专利数据(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取自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绿色战略导向指标从年报和企业社会责任(CSR)披露中手工编码获得;政治关联数据从年报披露的高管简介中提取。最终样本包含23,89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涵盖不同行业和地区。
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构建了绿色创新泡沫指数(CGI_bub),以绿色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之间的标准化差异衡量。自变量为到最近RIC的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GSO指数基于七个二元指标构建(环境理念、环境目标、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0认证、环境培训、环保活动和“三同时”政策),得分范围为0-7。政治关联采用有序测量(PCLev),范围0-4,基于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政府机构担任的最高行政级别。实证分析采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回归(Pooled OLS),并控制年度、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标准误在公司层面和年度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邻近RICs的倒U型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地理距离平方项(Distance2)的系数显著为负(β = –0.014, p < 0.01),强有力地支持了所提出的倒U型关系,验证了假设1。曲线在对数距离约为10.1处(约24.3公里)达到峰值,表明位于距RICs适中距离的企业表现出最高水平的绿色创新泡沫。此后,绿色创新泡沫水平下降,表明地理邻近的边际效应递减。
**(二)绿色战略导向的调节作用**
当GSO与距离平方项交互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 = –0.005, p < 0.01),表明GSO强化了倒U型关系,使曲线更为陡峭。高GSO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模式:绿色创新泡沫随邻近程度增加至某一点后下降;而低GSO企业则呈现近乎平坦的曲线。这表明具有更强绿色战略导向的企业对地理邻近性变化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验证了假设2。
**(三)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政治关联与距离线性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0.008, p < 0.01),而政治关联与距离平方项的交互项不显著(β = –0.001, p > 0.1)。根据Haans等(2016)的方法,这表明更强的政治关联使倒U型曲线向右位移。政治关联企业由于拥有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制度资源获取渠道,即使在远离RICs的地区也能将增强的能力转化为象征性创新信号;同时,与政治关联相伴的更强监管审查抑制了靠近RICs时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泡沫峰值向城市外围移动,验证了假设3。
**(四)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非污染行业中倒U型关系显著(β = -0.015, p < 0.01),而在重污染行业中不显著;高科技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倒U型关系(β = -0.019, p < 0.01),非高科技企业虽显著但更为平缓(β = -0.009, p < 0.01);国有企业中关系更强(β = -0.022, p < 0.01),非国有企业中虽然较弱但仍显著(β = -0.010, p < 0.01)。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和战略响应理论,利用2006-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考察了RICs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泡沫的形成。研究发现邻近RICs与企业绿色创新泡沫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中等距离处的企业最容易产生绿色创新泡沫。GSO正向调节这一关系使曲线更陡峭,政治关联则使曲线峰值向外围位移。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战略响应视角增进了对绿色创新地理影响的理解,揭示了RICs可能无意中助长邻近企业的象征性创新行为;第二,通过区分和整合泡沫生成能力和象征性动机两个潜在机制,推进了地理邻近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扭曲创新行为的认识;第三,表明组织异质性(GSO和政治关联)以不同方式调节企业对地理影响的解读和响应。
**五、研究结论**
基于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和战略响应理论,本研究考察了RICs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泡沫的形成。基于2006-2023年中国上市企业的大样本,研究提供了稳健的证据表明邻近RICs会影响邻近企业的绿色创新泡沫形成。距离RICs较远的企业在向城市中心靠近时更倾向于参与绿色创新泡沫;而已经邻近的企业则随着距离减少而减少此类行为。此外,具有更高GSO的企业表现出更陡峭的倒U型曲线,政治关联则通过将倒U型曲线峰值向外围位移来调节邻近性与绿色创新泡沫之间的关系。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倒U型关系在非污染行业显著而在重污染行业不显著,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关系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