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掌控一切!”: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s)、挑战与威胁评价(challenge and threat evaluations)及自我控制(self-control)在员工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I must be in control!”: the role of irrational beliefs, challenge and threat, and self-control,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employe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1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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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在职工作人群中,不良心理健康的患病率持续上升。员工经常面临工作场所压力源,但仅压力源的体验本身并不能决定不良心理健康,存在多种心理因素可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本研究调查特定心理因素即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s)、挑战与威胁评价(cha

  
引言:在职工作人群中,不良心理健康的患病率持续上升。员工经常面临工作场所压力源,但仅压力源的体验本身并不能决定不良心理健康,存在多种心理因素可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本研究调查特定心理因素即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s)、挑战与威胁评价(challenge and threat evaluations)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以焦虑、抑郁和愤怒症状为指标的员工心理健康。方法:来自广泛职业的351名成年人(M年龄=39.25岁,SD=11.85)完成了问卷包。结果:使用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对数据建模,表明非理性信念可能通过威胁评价(threat evaluations)和自我控制削弱员工心理健康,更强的非理性信念、更高的威胁和更差的自我控制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标志物相关。此外,非理性信念与自我控制无直接关系,仅通过挑战和威胁间接相关。讨论:似乎支持先前研究,挑战与威胁评价是不良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因此,减少威胁评价和发展挑战评价可能在增强员工心理健康中很重要。
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当前职场中,六分之一英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周经历过常见心理障碍,焦虑和抑郁患病率持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抑郁可能成为全球首要致病原因。工作场所中三分之二员工在12个月内感到工作压力或焦虑,35岁以下人群该比例达75%。由于职场披露心理健康的污名化,更多人处于亚临床心理困扰。高压力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和工作缺勤增加,但并非所有经历高压力的人都会出现不良心理健康,理解个体在经历职场压力时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至关重要。员工面临任务需求、角色需求、身体需求和人际需求等多重职场需求,这些需求可能导致长期压力和稳态负荷增加,是心理困扰的潜在风险因子。已有研究表明感知工作控制和认知能力能缓冲工作需求与不良心理健康的正向关系,自我效能感能减弱工作压力和倦怠,但仍需进一步探索其他心理社会中介因子。非理性信念(irrational beliefs,基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EBT框架,指个体对自我、世界和他人持有的极端、不合逻辑和僵化的信念或内隐图式,分为苛求性demandingness、糟糕至极awfulizing、挫折不耐受frustration intolerance、自我/他人/生活贬低self/other/life depreciation四类)被确定为焦虑和抑郁症状的触发因素,与各类心理困扰呈稳定正相关,高非理性信念员工报告更低生活满意度、更高旷工和离职意向及更严重愤怒焦虑抑郁压力症状。个体对重要情境的评价倾向分为挑战评价(challenge evaluations,认为情境是成功机会且自信努力会带来积极结果)和威胁评价(threat evaluations,认为情境会损害自尊或幸福感),挑战评价与工作满意度和积极情绪正相关,威胁评价与更高心理困扰、耗竭和更低工作投入相关。现有研究多源于运动领域,职场环境具有更复杂的政治、市场和结构动态,需验证其适用性。自我控制(self-control,指个体改变对事件反应以支持目标追求的能力,核心为努力自我调节effortful self-regulation)高者获益于更好工作表现和挑战评价,低自我控制与愤怒、抑郁、焦虑及更差表现相关。理论认为非理性信念可能预测更高威胁评价,挑战与威胁评价可能进而影响自我控制,但三者结合对员工心理健康的研究尚缺乏。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旨在检验非理性信念、挑战与威胁评价及自我控制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员工心理健康标志物(愤怒、焦虑和抑郁),并考察年龄与性别差异,以整合模型提供新见解。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研究,样本为351名当前受雇、年满18岁且英语熟练的成年人,来自96种不同职业(管理者n=61、教师n=22、律师n=19等),平均从业年限11.68年,女性n=148、男性n=164、未提供性别n=39,平均年龄39.25岁SD=11.85,通过在线招募平台Survio招募,经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在Qualtrics完成约15分钟问卷包。测量工具包括:非理性绩效信念量表(irrational performance beliefs inventory,iPBI,28题5点李克特,Cronbach α=0.94)测非理性信念;认知评价量表(Cognitive Appraisal Scale,CAS,18题6点李克特,挑战8题α=0.83,威胁10题α=0.91)测挑战与威胁评价;简版自我控制量表(Brief Self-Control Scale,BSCS,13题5点李克特,α=0.80)测特质自我控制;状态-特质人格量表(State–Trait Personality Inventory,STPI,40题4点李克特,愤怒α=0.89、焦虑α=0.76、抑郁α=0.82)测特质愤怒、焦虑和抑郁症状。分析策略采用SPSS 28筛查缺失值与异常值,使用SPSS AMOS 28进行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检验假设模型与探索性模型(挑战减威胁得挑战威胁评价指数Challenge and Threat Evaluation Index,CTI),控制年龄,用χ2、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0.95优)、塔克-刘易斯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0.90优)、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05优,≤0.08适)、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SRMR≤0.08适)评估拟合,用1000次bootstrap生成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检验间接效应。
研究结果部分如下。
差异与性别及与年龄的关系: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显示各变量无显著性别差异。年龄与非理性信念(r=?0.208,p<0.001)、威胁评价(r=?0.283,p<0.001)、愤怒(r=?0.261,p<0.001)、焦虑(r=?0.202,p<0.001)、抑郁(r=?0.236,p<0.001)呈显著负相关,与自我控制(r=0.237,p<0.001)呈显著正相关,与挑战评价无显著相关。
计划分析:假设模型拟合可接受(χ2(3)=41.95,p=0.000,CFI=0.97,TLI=0.71,RMSEA=0.19 CI=0.14–0.25,SRMR=0.03)。非理性信念与威胁评价显著正相关,与挑战评价呈正相关(与假设负向相反);挑战评价与自我控制正相关,与焦虑和抑郁负相关;威胁评价与愤怒、焦虑、抑郁正相关,与自我控制负相关;自我控制与愤怒、焦虑、抑郁负相关。间接效应显示非理性信念通过挑战与威胁评价对自我控制(β=?0.35,p=0.002,95% CI=?0.52–?0.19)、愤怒(β=0.44,p=0.002,95% CI=0.32–0.56)、焦虑(β=0.40,p=0.002,95% CI=0.30–0.50)、抑郁(β=0.27,p=0.002,95% CI=0.16–0.37)有显著间接效应;挑战评价通过自我控制对愤怒(β=?0.49,p=0.001,95% CI=?0.84–?0.23)、焦虑(β=?0.21,p=0.016,95% CI=?0.46–?0.04)、抑郁(β=?0.32,p=0.001,95% CI=?0.64–?0.13)有显著间接效应;威胁评价通过自我控制对愤怒(β=0.63,p=0.001,95% CI=0.33–1.02)、焦虑(β=0.27,p=0.020,95% CI=0.04–0.53)、抑郁(β=0.42,p=0.001,95% CI=0.17–0.73)有显著间接效应。
探索性分析:用挑战威胁评价指数(CTI=挑战得分?威胁得分)的模型拟合混合(χ2(3)=89.91,p=0.000,CFI=0.92,TLI=0.47,RMSEA=0.29 CI=0.24–0.34,SRMR=0.09),但仍有显著关系:非理性信念通过CTI对自我控制(β=?0.27,p=0.002,95% CI=?0.39–?0.17)、愤怒(β=0.19,p=0.002,95% CI=0.10–0.28)、焦虑(β=0.22,p=0.002,95% CI=0.14–0.31)、抑郁(β=0.25,p=0.002,95% CI=0.16–0.35)有显著间接效应;CTI通过自我控制对愤怒(β=?0.67,p=0.001,95% CI=?1.03–?0.35)、焦虑(β=?0.32,p=0.005,95% CI=?0.56–?0.10)、抑郁(β=?0.38,p=0.002,95% CI=?0.64–?0.15)有显著间接效应。将综合非理性信念替换为四类单独非理性信念的模型拟合差(χ2(20)=784.04,p=0.000,CFI=0.62,TLI=0.14,RMSEA=0.33 CI=0.31–0.35,SRMR=0.26)。
结果总结:图3模型拟合最佳。非理性信念与威胁评价显著正相关,与挑战评价正相关而非假设负向;挑战评价与自我控制正相关,与焦虑和抑郁负相关;威胁评价与愤怒、焦虑、抑郁正相关,与自我控制负相关;自我控制与愤怒、焦虑、抑郁负相关。间接效应表明非理性信念通过挑战与威胁评价与自我控制、愤怒、焦虑、抑郁相关,挑战与威胁评价通过自我控制与愤怒、焦虑、抑郁症状相关。探索性CTI模型拟合不及计划模型但仍有显著关系,更高非理性信念与更低CTI相关,CTI与愤怒、焦虑、抑郁负相关,与自我控制正相关,自我控制与愤怒、焦虑、抑郁负相关,非理性信念与自我控制无显著直接关系。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旨在检验非理性信念、挑战与威胁评价及自我控制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作用影响员工心理健康(愤怒、焦虑和抑郁),提出并检验了包含这些路径的模型。路径分析表明非理性信念可能通过威胁评价和自我控制与员工心理健康相关,即报告更高非理性信念、更大威胁评价和更差自我控制的员工指示更差心理健康。支持假设5,挑战评价正向、威胁评价负向直接与自我控制相关,挑战评价关联更大自我控制,威胁评价关联更差自我控制,可能因挑战评价有足够资源成功自我控制,威胁评价资源不足。挑战与威胁评价通过自我控制间接与心理健康相关,结合差自我控制会加重威胁评价对心理健康的损害。大部分假设获支持,但非理性信念与挑战评价呈正相关而非假设负向,可能因挑战与威胁非二分且可共存,或用CTI索引相对挑战威胁有生理依据但移除分开标记的细微差别,本研究发现分开变量模型拟合更好支持可同时体验挑战与威胁。非理性信念或有动机功能(如“必须”促成行动增加努力),但与长期成功和心理健康风险相关,应推广理性偏好等方法提升挑战评价。非理性信念与自我控制无直接关系(不支持假设3),仅通过挑战或威胁评价间接相关,高非理性信念加高威胁评价者最低自我控制风险最大。人口学上无显著性别差异(不支持假设7、8),年龄与非理性信念、威胁评价、愤怒、焦虑、抑郁负相关,与自我控制正相关(支持假设9、10),与挑战评价无相关,年长者或有更助益思维策略。优势是用路径分析同时评估多关系并提供可视化,局限是横断面数据非时间顺序因果,未收集种族 socioeconomic status,职业范围广无法检验职业差异,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部分拟合指数(RMSEA、TLI)较差需谨慎。未来可用此模型做实验和纵向研究,评估旷工、离职意向等工作结果,在特定职业复制发现。实践上可开发REBT项目削弱非理性信念,用认知行为技术如重新评价(reappraisal)促挑战抑威胁,通过领导挑战导向语言、社会支持环境提升自我效能感和挑战评价,领导用3Rs方法增强关系认同,组织层面主动采用福祉倡议,兼顾个体与经济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和缺勤减少效益。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路径分析评估非理性信念、挑战与威胁评价及自我控制与员工关键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大体支持假设,表明非理性信念可能通过挑战与威胁评价及自我控制运作从而影响员工心理健康,且威胁评价似乎是朝向更差心理健康的特别强风险因素。间接效应的结果还表明挑战与威胁评价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可能通过自我控制发生。该模型通过帮助理解非理性信念、挑战与威胁评价及自我控制在员工心理健康上的相对预测作用,并阐明非理性信念与自我控制之间的联系,增添了文献内容。关于后者,非理性信念仅通过挑战与威胁评价间接而非直接与自我控制相关。虽然挑战与威胁评价对员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需更充分研究,但有迹象表明能够降低非理性信念和威胁评价的基于工作的方案可能对自我控制及随后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要不要我帮你把这篇论文解读里的关键变量关系和结论再提炼成一页简洁的逻辑导图文字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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