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自然包容行为的治理实践

《Sustainability》:Governance Practices That Facilitate Nature-Inclusive Behaviou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08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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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鼓励自然包容行为方面,实践中仍常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文献表明,考虑人群差异的方法更为有效。然而,关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旨在识别能够有效支持向自然包容行为转变的治理方法。研究人员在荷兰开展了八个案例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方法探索如何在实践中影

  
在鼓励自然包容行为方面,实践中仍常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文献表明,考虑人群差异的方法更为有效。然而,关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旨在识别能够有效支持向自然包容行为转变的治理方法。研究人员在荷兰开展了八个案例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方法探索如何在实践中影响公民行为。行为改变通过改良版I-change模型进行分析,而治理方法则通过政策安排方法(Policy Arrangement Approach, PAA)进行考察。案例研究的发现为针对性干预措施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依据。结果表明,公民在采纳自然包容行为的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根据其具体需求和行为状态采取量身定制的方法。重要的是,研究还表明,所有群体——包括最初未考虑改变行为的群体——都有可能被鼓励做出改变。行为改变的关键触发因素包括能力因素、支持因素、社会文化影响和信息因素。研究人员建议政府组织首先与已经积极参与自然包容实践的接纳型群体合作。通过这种合作,政府可以随后通过消除参与障碍来吸引处于准备状态的公民。最后,处于深思和预深思状态的人群可以通过将绿化倡议与宜居性联系起来以及提供可及的社会活动来触及。
**促进自然包容行为的治理实践:基于行动研究的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欧洲范围内,自然在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城市和人类健康等社会挑战中的价值日益受到关注。荷兰致力于迈向自然包容社会,即一个为(生物多样性)自然和宝贵景观提供更多空间的社会。环境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行为模式,因此当局越来越多地呼吁公民积极参与自然包容社会的建设,例如通过关注生物多样性、参与自然保护和管理以及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如绿化花园)等方式。然而,公民无法独自完成这一任务:与其他公民、组织和政府的合作(共同创造)对于产生真正影响和启动向自然包容社会的转型是必要的。

尽管行为改变是实现环境目标的关键工具,但实践中仍普遍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文献表明,考虑人群差异的方法更为有效,但关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现有研究显示,在公民倡议参与者中,高学历者、老年人和男性明显占比过高,而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群体在自然管理公民科学中的参与度较低。此外,个体对自然和环境行为改变的意愿取决于个人动机、触发因素和条件。并非所有公民都具备同等程度的自然包容行为意愿——有些人已经积极参与,有些人正在考虑参与,还有些人则难以触及。行为改变干预措施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存在多个切入点供干预措施影响行为的过程,但许多干预措施并未产生预期效果。问题部分源于组织的结构方式,另一部分则在于所实施的干预措施类型:一方面,对目标群体没有做出区分或区分不足,也未考虑不同情境(包括物理生态和社会经济情境);另一方面,对个体所处行为改变阶段未加以区分。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方法和干预措施促进不同公民群体的自然包容行为。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本研究是2022年至2024年间在荷兰开展的"公民自然包容行为促进"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采用行动研究方法: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展研究,旨在增加经过验证的知识,同时促进社会改善。参与者包括市政府、绿色利益组织和应用科学大学。研究本质上是定性研究,因为在建立治理与行为改变之间的确切关系之前,需要先确立其性质。本研究选取了该研究项目中的八个倡议,涵盖城市绿化、生物多样性、自然体验和志愿服务等不同形式的自然包容行为,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包括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移民背景居民、学龄前儿童及其家长、公园游客、身体残疾人士等)。主要方法包括:基于政策安排方法(PAA)进行79次半结构化访谈;基于绿色行为改变模型对目标群体进行问卷调查;与各倡议利益相关者举办研讨会以确定干预措施;实施干预措施;通过反思性焦点小组讨论干预效果。数据分析使用NVivo和SPSS软件进行,最终将观察到的行为改变按照行为改变模型和PAA维度进行解释性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各倡议的分析结果:挑战与干预措施**

八个倡议各有其特定的挑战和干预措施。在低社会经济地位(SES)社区中,主要挑战在于如何通过建立信任和联系来激活居民。例如,Wijkgroenagenda Arnhemse Broek倡议通过动员活跃居民与不活跃居民建立联系;Stadsoase倡议在拥有七十多个国籍居民的多文化社区组织自然活动如昆虫探险;Natuur om de Hoek倡议联合绿色和社会组织吸引移民背景居民参与观鸟活动。非低SES社区中的倡议则面临不同挑战:Valuta voor Veen需要构建能与居民产生共鸣的碳信用故事;Andere Arnhemmers需要提高其行动的可见性;Zintuigenbos需要改善身体残疾游客的可达性;Natuurzone需要强化公园的社会功能。

**3.2 目标群体的行为改变及其触发因素**

研究发现,目标群体从不同意图状态向行为状态发生了转变。在仅有一个案例中,干预措施直接针对准备状态群体,通过去除障碍(如开放公园)和提升能力因素(如提供工具和指导)促使人们从准备状态进入行为状态。两个案例中,深思状态群体通过社会文化因素(同伴互动和社会接触)、能力因素(学习绿色技能)和低门槛活动的组合触发因素进入行为状态。四个案例中,预深思状态群体直接转变为行为状态,这需要多个切入点的干预:组织目标群体、提供信息、提升能力因素和消除障碍。两个案例中观察到意图状态的转变但未立即产生行为改变:从深思到准备(如Zintuigenbos的视障人士测试小组)和从预深思到深思(如Valuta voor Veen的公民开始考虑参与碳信用计划)。同时,所有案例中均存在停留在预深思状态的人群,包括无意识群体(难以触及或面临其他生活问题)和不愿改变的意识群体(因绿化带来的不便或出于物种保护考虑而抵制改变)。

**3.3 促进行为改变的治理方法和干预措施**

在话语维度上,所有倡议都采用了包含社会元素的叙事。在低SES社区中,直接"绿色"叙事不足以激活居民,需要将其与居民的生活体验和关切(如宜居性、社会凝聚力)联系起来。在资源维度上,低SES社区倡议需要多种资源(资金、人力、知识和材料),而其他倡议通常仅需要财政支持。在网络维度上,在低SES社区建立新网络至关重要,需要与福利组织、社区工作者等合作,这些组织对接触居民具有更好的渠道和专业知识。活跃居民作为榜样和信任中介在连接低SES社区居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规则维度上,低SES倡议通常嵌入主要针对社会凝聚力的政策框架中,而其他倡议则嵌入针对生物多样性和绿色的政策中。

**四、讨论与结论**

**4.1 行为改变的程度**

在七个案例中,参与者变得活跃(即进入行为状态)。行为改变的范围从参与一次性小规模活动(如鸟类计数日)到更结构性的活动(如加入社区绿化工作组)。研究观察到起点意图状态与参与活动类型之间的关系:从最低意图状态(预深思)出发的人倾向于参与较小型和暂时性的活动,而从准备或深思状态出发的人则参与更密集的实践。有两个案例观察到意图状态的转变但没有立即产生行为改变。停留在预深思状态的情况在四个案例中被观察到,其中两个案例中公民反对自然区域中的社会活动或担心人类活动会干扰物种。

**4.2 多重动机与触发因素**

研究证实,自然包容行为的参与可以由多种因素触发:邻居的邀请、个人体验、政策发展的回应,甚至城市物理布局的改变。通过应用区分不同行为改变状态的模型,可以更好地识别帮助人们表现或增加自然包容行为所需的条件。主要触发因素包括支持因素/消除障碍和刺激能力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同伴互动和社会接触,几乎总是必要的且持续发挥支持作用。这一发现与绿色行为改变模型的预测一致,即从不同意图状态出发需要不同的触发因素来改变行为。

**4.3 应对行为改变的治理方法**

研究表明,成功的行为改变需要治理和干预措施与个体的意图状态和目标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保持一致。低SES社区需要市政当局或其他促进组织投入更大的努力,通常从不仅针对绿化而且针对社会凝聚力和宜居性的政策开始。在低SES案例中,通过共同参与绿化活动来促进社会凝聚力效果最佳。非正式规则在组织变革中很重要,而正式规则(如针对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在与其他群体讨论时提供了官方支持。研究还发现,人们倾向于更有效地回应与其生活相关且由可信赖的中间人传递的信息。

**4.4 自然包容行为改变的新模型**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PAA与改良版I-change模型相结合。I-change模型区分了三个关键步骤:知道、想要和能够(外部障碍或内部能力)。研究发现,在异质性群体中,干预措施最成功的策略是:地方政府首先接触已经活跃或愿意活跃但因现有障碍而无法行动的人群和组织,建立由活跃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初始联盟,该联盟随后通过帮助获取必要技能和消除外部障碍来支持准备状态的人群。通过拓宽关于自然的叙事以包含生活质量元素,这个不断扩大的活跃参与者群体可以影响深思状态的人群。对于预深思状态的人群,可以通过可信的中间人和榜样人物部分触及。这一策略的逻辑类似于扩散曲线,干预措施的顺序与个体行为改变所经历的各阶段顺序相反。

**五、研究结论**

案例表明,当干预措施被适当地量身定制时(即从准备、深思或预深思状态向行为状态转变),不同意图状态下的行为改变是可能的。每个社区或区域都由处于不同意图状态的人群组成,每个群体都需要特定类型的治理方法。支持预深思状态的人群需要比支持更高意图状态的人群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更多资源(时间、金钱、知识),结合比"这对自然有益"更广泛的话语,并努力创建能够特别是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网络。与福利组织的合作也有助于触及较低行为状态的人群。从战略角度来看,建议政府组织最初与接纳型群体或居民(如已经活跃于绿化倡议的人)接触,他们构成政府的天然盟友。与这些群体合作,政府可以开始触及准备状态的人群——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措施是消除参与自然包容活动的障碍,特别是在规则和资源方面。随后,可以通过强调绿色空间在宜居性和日常生活质量中作用的叙事来触及深思状态的人群。预深思状态的人群通常可以通过提供可及的社会活动作为切入点来最有效地触及。简而言之:最有效的干预措施是与当地居民、团体和机构合作实施的,并根据人们所处行为改变状态进行量身定制。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在组织层面,关于城市绿化的强有力愿景(话语)有助于协调规则、资源和内部网络;在干预层面,与志同道合的利益相关者结成强有力的联盟,共同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未来研究可比较不同国家的治理方法,检验长期行为持续性,并对本研究提出的治理-行为关系进行定量检验。本研究论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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