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Suing the leviathan: The effect of trans-regional jurisdiction reform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编辑推荐:
研究人员研究了跨区域管辖改革(Trans-Regional Jurisdiction reform, TRJ)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该改革将行政诉讼转移至被告政府管辖区域外的法院,从而限制了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影响。研究人员采用基于各城市改革交错推进的堆叠双重差分法(
研究人员研究了跨区域管辖改革(Trans-Regional Jurisdiction reform, TRJ)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该改革将行政诉讼转移至被告政府管辖区域外的法院,从而限制了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影响。研究人员采用基于各城市改革交错推进的堆叠双重差分法(stack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该改革使企业投资相对于样本均值提高了约28.7%。补充证据表明,该改革改善了企业的法庭结果,在改革前对地方机构信任度较高的地区效果更强,并且与较低的制度交易成本和融资约束相关。对于具有更不可逆投资、更低国有股权以及更好融资渠道的企业,该效应更大。改革还促使企业获取更多土地并承担更多风险,尽管部分新增投资表现为过度投资。这些结果展示了在法律制度薄弱的情况下,一项有针对性的司法改革如何改变企业行为。
在威权体制下,行政诉讼是约束政府权力和保护产权的重要机制,但地方司法独立薄弱,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法院人事和预算影响司法公正,导致企业面临行政干预风险,抑制投资。中国跨区域管辖改革(TRJ)于2013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将行政诉讼案件移出被告政府所在地,旨在切断法院与地方政府的地域联系,削弱地方保护主义。该研究基于2010-2022年非上市企业样本,利用改革在不同城市交错推进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堆叠双重差分法(stacked DID)评估改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企业投资率提高约28.7%,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保持显著。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首次从企业投资层面揭示程序性司法改革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效应,并明确其通过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善预期等渠道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①堆叠双重差分法(stacked DID),通过为每个改革队列构建子实验,将处理组(已改革城市的企业)与对照组(未改革城市的企业)在7年事件窗口内匹配,并控制队列-企业固定效应、队列-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队列-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以消除两向固定效应估计的偏误;②改革时点外生性检验,运用Logit模型、线性概率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及早期采纳者分析,验证城市特征无法预测改革时序;③平行趋势检验,通过事件研究法(动态DID模型)确认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改革前投资路径无显著差异;④补充证据分析,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CFPS调查数据、企业披露语调等评估改革对法律环境、信任和交易成本的影响;⑤异质性分析,通过交互项检验投资不可逆性、国有股权和融资渠道的调节作用。样本数据来源包括CSMAR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手工收集的法院改革记录。
**4.1 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堆叠DID回归(模型含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和三层固定效应),改革(TRJ)系数为1.707(标准误0.305),在1%水平显著,表明改革使企业投资率提高约1.71个百分点,占样本均值(5.95%)的28.7%。城市层面分析显示,改革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新企业数量均显著上升,验证了投资增长的真实性。
**4.2 识别策略与改革时点外生性**
- **4.2.1 改革时点的决定因素**:Logit、线性概率、Cox比例风险及早期采纳者回归均表明,城市经济、财政、人口、地理及腐败案件数等特征无法预测改革时序,联合检验不显著,支持改革时点近似外生。
- **4.2.2 平行趋势**:事件研究显示,改革前3至1年,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投资无显著差异;改革后系数逐年上升并显著为正,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 **4.2.3 控制预先特征的时间趋势**:加入城市特征与年份交互项及处理组线性趋势后,TRJ系数仍显著为正,排除特征驱动趋势的干扰。
**5. 补充证据**
- **5.1 法律机构与地方保护主义**:改革后,城市一审行政案件数量、行政案件占比和上诉案件数量均上升,而民事和刑事案件占比无变化;原告胜诉率显著提高。在改革前法律环境更弱(如司法公平性低、执法弱、地方采购本地化程度高)的地区,改革对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
- **5.2 预期与政府信任**:改革前公众对官员信任度、政府诚信感知和绩效评价越高,改革效应越强。企业披露语调(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年报语调)更积极或不确定性感知更高的企业,改革后投资增加更多,表明预期渠道发挥作用。
- **5.3 交易成本与融资约束**:改革前行政摩擦(不合理延迟、乱收费)越高、企业制度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占比)越高、融资约束(KZ指数)越大的地区,改革效应越强,说明改革降低了制度交易成本和融资约束。
**6. 进一步分析**
- **6.1 横截面异质性**:改革效应在投资不可逆性高(固定资产密集度大)、国有股权低、融资渠道好(地方金融发展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三者联合检验仍显著。
- **6.2 土地交易与风险承担**:改革后企业获取的土地数量和面积均增加,且企业风险承担(未来五年资产收益率标准差)上升,表明改革放宽了市场准入并降低了行政不确定风险。
- **6.3 投资效率**:基于Richardson(2006)模型,改革导致投资偏离基础预测水平,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增加,而非投资不足。这归因于改革释放了此前被行政干预压抑的投资机会,而非资本浪费。
**7. 稳健性检验**
控制同期改革(行政裁决服务中心、法院人事和经费省级统管)后系数不变;对国有企业检验及伪改革年份检验无显著效应;重新纳入搬迁企业后结果稳健;通过熵平衡和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协变量平衡后系数仍显著;加入队列-城市固定效应、改变聚类层级、使用不同投资度量、更换控制组(仅用从未处理城市)和事件窗口(±2至±10年)均保持稳健。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跨区域管辖改革(TRJ)的经济效应。该改革将行政诉讼移出被告地方政府所在地,通过限制地方政府对审判过程的影响,强化了司法独立并提升了企业法律保护的信心。利用堆叠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改革使企业投资率提高约28.7%。补充证据揭示了改革发挥作用的三个渠道:加强法律机构(增加行政诉讼使用和胜诉率)、提升预期(信任改革的企业反应更强烈)、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和融资约束。效应在投资不可逆性高、国有股权低、融资渠道好的企业中更大。改革还促使企业增加土地获取和风险承担,表明法律环境更加可靠,但部分新增投资表现为过度投资,暗示需要额外监督或市场纪律以确保投资有效使用。该发现对新兴市场的制度设计具有启示意义:当地方保护主义是主要约束、且上级权力机构能够充分分离审判法院与地方政府时,管辖分离可约束地方政府权力并影响企业投资,且无需大规模政治重组即可改善司法可信度。但该机制不能扩展到更高级行政争议,也不适用于中央干预是主要约束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