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The impact of telework on the intention to change residential location: A post-pande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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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OVID-19加速的远程办公预计将继续作为塑造工作实践和城市动态的关键因素。鉴于其与传统郊区居住的联系,理解远程办公如何影响搬迁意向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政策见解。本研究考察了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的采用对里斯本大都会区 (LMA) 居民改变居住地意向的影响。使用了
由COVID-19加速的远程办公预计将继续作为塑造工作实践和城市动态的关键因素。鉴于其与传统郊区居住的联系,理解远程办公如何影响搬迁意向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政策见解。本研究考察了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的采用对里斯本大都会区 (LMA) 居民改变居住地意向的影响。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 (SEM)。结果表明,远程办公频率和远程办公态度均未显著影响改变居住地的意向,这意味着没有证据表明远程办公影响居住搬迁行为。然而,社会经济和住房外生变量,如住宅类型、租赁状态、年龄和居住期,对改变居住地意向有更强的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居住期较长的个人、租户和较高家庭收入者更有可能居住在更的城市中心,并倾向于因为对住宅周围街道空间质量的不满而改变居住地。移动方向可能是向郊区,可能导致城市蔓延。此外,对街道空间环境的不满似乎阻碍了搬到更中心的城市区域,即使是对于那些可达性满意度较低且面临长通勤的人,除非街道环境得到改善,这强调了街道环境在减少蔓延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些发现对城市规划师、交通规划者和决策者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了改善街道空间环境、扩大可达性以及协调土地利用和交通策略以支持平衡的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在COVID-19疫情爆发前,葡萄牙的居家远程办公劳动力比例极低,但由于疫情引发的封锁,这一比例急剧上升。里斯本大都会区 (LMA) 作为服务型企业与可远程办公职位的高度集中地,记录了葡萄牙国内最高的远程办公分布水平。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的发展及灵活工作安排的广泛采用,远程办公可能通过减少通勤频率对居住流动性产生回弹效应。然而,目前关于远程办公对居住搬迁影响的理解尚不够充分,且学界对远程办公如何影响居住流动性的关注远不及对出行行为的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并为城市规划政策提供参考,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旨在调查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频率对里斯本大都会区改变居住地意向的影响。研究得出结论,远程办公频率和态度均不显著影响居住搬迁意向,而社会经济与住房特征以及街道空间环境满意度是主导因素。该研究论文已发表在《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期刊上。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示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重点关注改善城市街道空间环境并协调土地利用与交通策略,以应对潜在的居民向郊区迁移及城市蔓延风险。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期间在里斯本大都会区收集的在线问卷调查,最终包含1835份有效记录。在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主要构建了包含测量子模型与结构子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 (SEM)。由于模型涉及多个潜变量与中介效应,研究人员采用了均值和方差调整加权最小二乘法 (WLSMV) 进行参数估计,并使用比较拟合指数 (CFI) 和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检验模型拟合度。模型外生变量涵盖年龄、居住年限、家庭收入等,并将若干类别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
5. 结果与讨论
5.1 模型拟合
研究人员通过统计指标验证了结构方程模型的适用性。模型拟合指标显示,RMSEA = 0.037,CFI = 0.953,TLI = 0.947,这些数值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能够有效反映变量间的复杂关系。
5.2 测量子模型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人员提取了多个潜变量构建。首先,关于远程办公态度的潜变量被命名为“对远程办公的积极态度”,反映了受访者在工作效率、自主性、通勤时间与成本节约以及工作生活平衡方面的积极感知。其次,居住满意度被划分为两个维度:“可达性满意度”涵盖前往商店、健康中心、公共交通和公园等设施的便捷程度;“街道环境满意度”则涵盖停车便利性、街道治安、周边交通量以及噪音水平感知。最后,土地利用特征潜变量被命名为“居住在中心市区”,该变量由至中心商务区 (CBD) 的距离、紧凑度、密度以及公共交通站点的覆盖率等观测指标定义。
5.3 结构子模型
5.3.1 直接效应
研究发现,远程办公频率对改变居住地意向的直接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街道环境满意度与搬迁意向呈显著负相关。居住在中心市区与搬迁意向呈负相关,但这些市中心居民往往对街道环境质量的满意度较低,这反而会增加其搬迁意向。此外,对远程办公持积极态度的群体更倾向于更高的远程办公频率,且该积极态度与更高的可达性满意度相关联。外生变量的直接效应表明,社会经济和住房特征对搬迁意向的影响更为显著。与房主相比,租户以及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改变居住地。居住年限越长,搬迁意向反而越高,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居住引发的街道环境不满所致。
5.3.2 标准化总效应
总效应分析进一步确认,远程办公频率对搬迁意向的影响不仅幅度极小 (0.044) 且不具备统计学显著性,这一结果否定了远程办公直接驱动居住搬迁的假设。然而,对周边可达性和街道环境质量不满的居民更倾向于搬迁。居住在中心城市区的居民虽然普遍不易搬迁,但若对街道环境不满,其搬迁意向会显著上升,且迁移方向通常指向郊区,这可能会引发城市蔓延。总效应还揭示了通勤距离的复杂作用:更长的通勤距离会提升搬迁意向,增加远程办公频率及对远程办公的积极态度,但同时会降低可达性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具有长通勤且可达性满意度低的 suburban 居民而言,除非城市中心的街道空间环境得到实质性改善,否则他们对街道环境的不满会阻碍其向市中心的回迁,这凸显了街道环境在抑制城市蔓延中的关键作用。
6. 结论
研究人员总结了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在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的采用及其态度并未显著影响居民改变居住地的意向,这意味着没有证据表明远程办公直接导致了居住搬迁行为或潜在的城市蔓延。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和住房外生变量(如住宅类型、租赁状态、年龄和居住期限)是决定搬迁意向的主导因素。年龄较大的群体和居住在较大房屋中的个体搬迁意愿较低,而租户和居住期较长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搬迁意向。居住在中心市区的居民通常因具备高可达性而不愿搬迁,但街道环境的不满依然是促使他们迁往郊区的重要诱因。研究指出,延长通勤距离不仅会增加搬迁意向,还会通过提升对远程办公的积极态度来增加远程办公频率。这表明,居民选择搬迁并非源于远程办公本身,而是出于对当前居住地街道环境的不满。因此,改善城市中心的街道空间环境对于缓解城市蔓延至关重要,而单纯依赖住房政策或提高空间可达性可能效果有限。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考察的是受访者的搬迁意向而非实际发生的居住流动行为,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识别不同特征群体的搬迁意向模式及其实际行为转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