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Immunology》:From IL-23/IL-17 to GM-CSF: how is the immuno-inflammatory continuum reshaped in spondyloarthritis?
脊柱关节炎(SpA)涵盖中轴型SpA/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关节炎、反应性关节炎及炎症性肠病相关关节炎,以附着点炎症、肌肉骨骼外表现以及强烈但非典型的遗传特征为共同特点。尽管SpA缺乏典型自身免疫性风湿病所具有的高度特异性自身抗体和免疫复合物病理,但适应性免疫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SpA处于桥接自身免疫与自身炎症的免疫-炎症连续谱之上。IL-23/IL-17轴为连接屏障扰动和组织应激与富含中性粒细胞的炎症以及细胞因子阻断治疗的疗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然而,IL-17日益被视为由多种淋巴细胞谱系(包括固有样细胞)在组织特异性约束下产生的"生态系统"输出,并在特定部位和疾病阶段中部分脱离了对IL-23的持续依赖。这些特征暴露了线性IL-23/IL-17模型的局限,并有助于解释治疗异质性以及炎症控制与骨增殖结局之间不完全耦合的现象。与此同时,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正作为一种髓系放大器而崭露头角,它将淋巴细胞活化与持久的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效应程序连接起来,强化了包括TNF和IL-1家族环路在内的细胞因子冗余,并促进炎症"锁定(lock-in)"。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阶段×组织(stage × tissue)"模型:早期IL-23/IL-17许可(licensing)阶段逐渐过渡到GM-CSF许可的、IL-17主导的、部分脱离IL-23的髓系锁定阶段。研究人员还讨论了将细胞因子模块读数与影像学相结合的生物标志物策略,以支持精准试验。
## 1 引言
脊柱关节炎(SpA)涵盖了一组由共同的临床、影像学和分类特征所定义的相互关联的疾病谱。中轴型SpA/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关节炎、反应性关节炎以及炎症性肠病相关关节炎共享附着点及其邻近骨的炎症,并常伴有肌肉骨骼外表现(葡萄膜炎、银屑病和肠道炎症),同时具有强烈但非典型的遗传印记,尤其在中轴型SpA/强直性脊柱炎中,HLA-B27和抗原加工通路居于核心地位。与典型的自身免疫性风湿病不同,SpA缺乏高度特异性的自身抗体和经典的免疫复合物病理,但它也并非纯粹的自身炎症性疾病:T细胞偏向性特征、抗原呈递遗传学以及组织驻留淋巴细胞群体均表明存在有意义的适应性免疫参与。SpA可被视为免疫-炎症连续谱中的一种"桥梁"疾病:组织应激和屏障破坏首先激活固有免疫通路,随后由淋巴细胞介导的反应加以强化。在过去十年中,IL-23/IL-17轴为解释这一生物学过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它将屏障及附着点炎症与富含中性粒细胞的免疫活化联系起来,也有助于解释在特定SpA背景下细胞因子靶向治疗的临床疗效。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IL-17并非通过单一的线性IL-23依赖通路产生。相反,它可由多种固有样和组织驻留淋巴细胞群体产生,并且在某些组织或疾病阶段,其产生可能部分脱离对IL-23持续信号的依赖。与此同时,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已成为髓系效应环路的重要放大器,将淋巴细胞活化与慢性滑膜-附着点炎症及系统性炎症负荷连接起来。在这一框架中,研究人员使用IL-23/IL-17"许可"来描述局部组织信号和细胞因子信号赋予IL-17效应程序能力的动态过程,尤其在附着点部位,这一过程不一定需要系统性适应性免疫活化;此处所用"许可"指一种可逆的、获得性的致敏状态,可随局部信号波动而增强或减弱,而非固定的遗传改变。因此,肠道和附着点处的生物力学及屏障来源信号可能促进以IL-17为中心的效应程序,而下游的GM-CSF与TNF及IL-1家族细胞因子共同推动炎症"锁定"。此处"锁定"指一种由细胞因子冗余和强化性正反馈环路维持的、自我持续的、以髓系为主导的效应状态,其中多条平行环路独立于任一单一上游驱动因子维持炎症,并与异常组织修复共存;在此用法中,它反映的是一种功能上趋于稳定的、主要经表观遗传强化的状态,而非可遗传的基因改变。
## 2 IL-23/IL-17轴:贡献、局限及其不再充分的原因
IL-23/IL-17轴已成为解读SpA的主导框架,因为它将免疫生物学与若干决定性临床和组织特征联系起来,包括富含中性粒细胞的炎症、屏障相关合并症以及细胞因子阻断在多个治疗领域中可验证的疗效。在经典观点中,由活化的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响应微生物信号及组织应激产生的IL-23,许可并稳定IL-17应答程序,经典方式是通过Th17分化与维持实现,这一模式已随领域超越纯Th17中心视角而得到修正。IL-17A和IL-17F随后作用于组织驻留间充质细胞和上皮细胞,诱导趋化因子和抗菌肽的产生,并放大募集和活化髓系效应细胞的次级炎症介质。在滑膜-附着点组织中,该级联反应为将相对温和的起始输入转化为强劲的炎症募集提供了一种连贯机制,同时为关节疾病与银屑病及肠道免疫紊乱的频繁耦合提供了合理解释。临床上,抑制IL-17信号可在关节疾病和皮肤炎症方面带来显著改善。司库奇尤单抗(secukinumab)和依奇珠单抗(ixekizumab)已在中轴型SpA中显示疗效,而比美吉珠单抗(bimekizumab)对IL-17A/IL-17F的双重阻断将这一效果扩展至放射学阳性及非放射学中轴型SpA。司库奇尤单抗在银屑病关节炎中同样有效。这些临床数据强化了以下观点:IL-17可作为多种上游触发因素的汇聚性效应"输出"。
然而,正是验证了这一轴的相同治疗和机制经验,也阐明了为何不能将其视为SpA发病机制的充分独立解释。首先,IL-23始终位于IL-17上游的假设并非普遍规律。尤其在附着点邻近结构中,IL-17可在无IL-23持续信号的情况下得以维持。Cuthbert等人的研究证明,组织驻留的人附着点γδT细胞可在检测不到IL-23R转录本的情况下产生IL-17A,表明局部附着点组织驻留程序和细胞因子信号可独立于可检测的IL-23R表达支持IL-17输出。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当IL-17来源于不需要IL-23的细胞时,IL-23阻断在中轴疾病中表现不佳,正如乌司奴单抗(ustekinumab)和瑞莎珠单抗(risankizumab)在中轴型SpA中的失败所示。
IL-23简单地位于IL-17上游的线性模型也无法解释SpA炎症如何从波动的、解剖学上局限的病变演变为更为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的、以髓系为主导的状态。在此阶段,急性期反应变得更加明显,细胞因子冗余成为一个实际临床问题而非理论网络概念。涉及TNF和IL-1β家族介质的反馈环路可能在某一上游通路被阻断后继续维持炎症。这一区别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临床问题:炎症的控制并不必然意味着结构进展的控制。在SpA中,症状改善和局部炎症活动降低并不总是阻止异常新骨形成,提示组织重塑通路与经典上游IL-23/IL-17信号部分交叉但也部分分叉。
因此,IL-23/IL-17轴不应被视为一条线性的、自足的病理性级联反应。它更适合被置于一个由解剖部位、机械应力和局部免疫组成所塑造的更广泛的炎症网络中。有两点尤为重要。第一,IL-17的产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IL-23依赖通路,其细胞来源和调控信号在附着点、滑膜和肠黏膜之间存在差异,反映了SpA炎症的组织特异性。第二,SpA发病机制模型需要解释下游放大环路,这些环路可在早期IL-23/IL-17"许可"不再占主导地位后继续维持组织炎症。以髓系为中心的环路在此尤为关键,因为它们能够将淋巴细胞来源的细胞因子信号转化为持续性炎症活动,并在部分患者中促成髓系"锁定"。这些环路很可能受到非经典IL-17产生细胞以及微环境特异性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募集的塑造。
## 3 SpA中的IL-17生态系统:多种细胞来源和组织特异性部署
SpA中的IL-17轴更适合被视为一种由组织塑造的炎症程序,而非简单的Th17细胞通路。在附着点、滑膜和肠道相关免疫区室中,IL-17可由多种淋巴细胞群体产生,但相关来源因局部活化阈值和组织约束而异。Th17细胞仍然重要,然而快速的IL-17释放也可能来自固有样或非常规T细胞群体。γδT细胞在屏障和附着点部位尤为关键,因为它们能够响应固有细胞因子信号,而对持续性抗原特异性致敏的依赖有限。在人附着点,γδT细胞即使在不表达可检测IL-23R转录本的情况下也能产生IL-17A,支持了局部IL-17产生并非总是严格依赖IL-23的观点。MAIT细胞提供了进入同一通路的黏膜途径;在强直性脊柱炎中,IL-7可使MAIT细胞具备产生IL-17的能力,将微生物代谢物感知与17型细胞因子程序联系起来。其他区室增加了更多来源:产生IL-17/IL-22的ILC3群体在强直性脊柱炎中扩增,而IL-17A
+ Tc17细胞已在银屑病关节炎滑膜中被描述。因此,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哪种细胞类型产生IL-17,而是该细胞因子在何处释放以及它帮助构建了何种炎症环境。
这一点在附着点最为清晰。附着点并非被动的肌腱或韧带-骨附着处,而是一个承受机械负荷的纤维软骨界面。实验性关节炎模型显示,机械应力可影响炎症和组织损伤的发生部位。在这一微环境(niche)中,驻留或快速募集的固有样淋巴细胞可能在经典系统性适应性反应完全建立之前就对局部应激作出反应,有助于将附着点炎置于自身免疫-自身炎症连续谱中。滑膜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环境。在外周SpA和银屑病关节炎中,现有数据指向扩增的炎性淋巴细胞程序,包括可能强化慢性关节炎症的致病性CD8
+ T细胞群体。肠道则更难以解读。亚临床肠道炎症和菌群失调通过肠-关节轴将黏膜免疫与关节疾病联系起来,但IL-17也参与上皮屏障防御。这种双重角色在克罗恩病中具有临床体现:尽管IL-17抑制在关节和皮肤疾病中有效,但IL-17A阻断在克罗恩病中失败并伴有更多不良事件。
IL-17在这些区室中的分布有助于解释为何SpA炎症并非总是局限于最初的组织应激部位。通过诱导募集中性粒细胞和炎性单核细胞的趋化因子,IL-17可逐渐将局部病变转变为更为富含髓系细胞的炎症环境。在这一意义上,组织特异性IL-17产生可能标志着从IL-23/IL-17"许可"向下游髓系放大以及在部分患者中髓系"锁定"的转变。随着髓系细胞积累,它们可提供额外的TNF和IL-1家族介质,增强组织对IL-17的反应性,并通过正反馈环路维持炎症,使得已确立疾病中"上游"与"下游"细胞因子的区分变得模糊。在此背景下,依赖IL-23与不依赖IL-23的IL-17来源的相对比例成为决定治疗反应性的关键因素;同时,维持髓系细胞存活和活化的下游因子也逐渐成为候选放大机制。因此,GM-CSF作为淋巴细胞活化与炎性关节炎(包括SpA及持续性髓系效应状态)之间的连接环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 4 GM-CSF与髓系放大环路:从淋巴细胞许可到慢性效应状态的桥梁
如果说IL-17是SpA中的多功能效应输出,那么GM-CSF则充当关键放大器,将上游免疫活化转化为持续的以髓系为主导的炎症。GM-CSF因而将适应性和固有样淋巴细胞反应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及粒细胞的效应机制桥接起来。GM-CSF促进髓系细胞的存活、分化和炎性编程,增加组织炎症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正如Wicks和Roberts所强调的,GM-CSF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非冗余的作用,以TNF或IL-1β等其他促炎介质无法完全复制的方式调控髓系细胞的产生、募集和活化。因此,在SpA的网络视角下,GM-CSF被很好地定位来解释早期以IL-17为中心的程序如何演变为以细胞因子冗余、高急性期活性和临床固化(entrenchment)为特征的疾病状态,这些状态更难被映射到单一上游节点。
### 4.1 SpA相关炎症中GM-CSF的来源与诱导
SpA相关炎症中GM-CSF的产生并不局限于单一淋巴细胞区室。在慢性炎症条件下,Th17谱系细胞可获得产生GM-CSF的能力。与此一致,来自SpA患者的血液和滑膜样本包含一个具有特异性转录程序的、独特的IL-17A
+GM-CSF
+淋巴细胞群体。这种重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7型淋巴细胞反应不仅提供IL-17介导的效应活性,还能传递支持髓系细胞存活和活化的GM-CSF信号。GM-CSF也不局限于经典的CD4
+ T细胞。固有样和组织驻留淋巴细胞可在炎症较少依赖经典抗原驱动自身免疫的微环境中产生GM-CSF。IL-1家族细胞因子、IL-6及IL-23相关极化环境均处于这一上游领域,使得GM-CSF最可能被视为随着细胞因子网络扩宽而出现的晚期放大器。在这一阶段性观点中,IL-17首先募集并活化髓系细胞;GM-CSF随后增强其持久性和炎性适应度(fitness)。
### 4.2 髓系放大机制:存活、编程与反馈
GM-CSF对髓系区室发挥若干非冗余效应,使其成为慢性化的合理驱动因子。首先,它可增强炎性组织内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存活和积累,从而增加可用于细胞因子产生和抗原呈递的细胞基质。其次,GM-CSF使巨噬细胞偏向持续性促炎状态。GM-CSF活化的髓系细胞上调TNF、IL-1β和IL-6的产生,建立维持淋巴细胞活化并放大局部细胞因子反应性的反馈环路。重要的是,这种重编程可能也具有表观遗传成分:GM-CSF通过JAK2-STAT5通路发出信号,并可驱动髓系细胞的转录重编程,令人联想到训练免疫(trained immunity),即先前的刺激建立一种相对持久的、经表观遗传编码的转录状态,能够放大后续反应。第三,GM-CSF可增强髓系细胞的抗原呈递能力和组织滞留,从而加强即使在起始触发因素不再突出时仍能维持慢性炎症的细胞相互作用。这些效应共同建立了一个正反馈环路:IL-17及相关效应程序募集髓系细胞;GM-CSF增强这些髓系群体的适应度和炎性输出;由此产生的细胞因子环境(TNF、IL-1、IL-6)进一步维持淋巴细胞活化和组织敏感性,闭合环路。
### 4.3 与TNF、IL-1家族细胞因子及组织重塑的网络整合
GM-CSF放大了细胞因子冗余的细胞基础。一旦髓系细胞积累,TNF和IL-1家族介质既是炎症环路的产物也是其强化者;它们维持促炎髓系状态,增加IL-17反应性,并降低阻断任一单一上游节点即可瓦解网络的可能性。在SpA中,中轴疾病中血清GM-CSF升高及其在TNF抑制剂治疗下持续存在的现象支持这一逻辑。其含义并非GM-CSF阻断已在SpA中得到确立,而是持续的GM-CSF活性可能有助于在TNF被抑制时仍维持髓系存活和组织滞留。因此,抗GM-CSF受体策略仍是炎性关节炎治疗的可检验延伸,而非已验证的SpA治疗方法。同一放大器也可能间接与组织修复交叉。SpA通过Wnt、BMP及Dickkopf-1调控通路将炎症与韧带骨赘形成和骨膜新骨耦合,这些通路与炎症活动仅部分耦合。纵向影像学强化了这一观点:椎体角炎症后脂肪化生可预测部分后续韧带骨赘生长,然而即使在TNF抑制下脊柱病变仍可继续驱动新骨形成。因此,GM-CSF应被视为从淋巴细胞许可到髓系主导的桥梁,而非直接的结构进展通路。
## 5 交叉对话与治疗异质性:整合阶段与组织以解释反应模式
同时包含IL-17生态系统和以GM-CSF为中心的髓系放大器的网络重新框定了治疗异质性。SpA中治疗反应和结构进展的分歧模式不太可能仅仅是围绕单一主导通路的噪声。它们可能反而反映了患者在两个交叉维度中的位置:炎症环路的成熟度以及该环路运行的组织环境。所提出的"阶段×组织"框架并非旨在替代临床表型,而是增加一个可能有助于解释若干原本难以调和的临床模式的机制层面。当上游阻断失败时,下游效应细胞因子可能仍然活跃;在已确立的疾病中下游抑制可能仍保留疗效;而结构进展可能仍与炎症控制保持部分脱节。
### 5.1 阶段性模型:从IL-23/IL-17许可到髓系锁定
在早期IL-23/IL-17"许可"阶段,局部组织信号可能仍然重要。屏障扰动、附着点应激及IL-23相关极化可在炎症网络变得高度冗余之前促进IL-17活性。此时,IL-17作为快速效应细胞因子发挥作用。它募集中性粒细胞和炎性单核细胞,活化基质细胞,并帮助创造允许进一步免疫细胞进入的组织条件。原则上,该阶段应保持对IL-17阻断的敏感性,这与IL-17抑制剂在中轴型SpA中的疗效以及来自银屑病关节炎的支持性证据一致。
然而,随着反复募集和持续活化,同一环路可能变得更难逆转。髓系细胞数量增加,急性期反应变得更加明显,TNF、IL-1家族介质和IL-6开始通过重叠的反馈通路维持炎症。GM-CSF在此阶段变得尤为关键。通过支持髓系细胞存活和炎性编程,它可能有助于即使在IL-23/IL-17"许可"不再是主导驱动因素时仍维持炎症输出。临床上,这一转变可能有助于解释持续性系统性炎症和对上游干预敏感性降低。它也可能解释为何IL-17阻断在IL-23阻断显示较少一致益处的环境中仍可保留活性。该阶段性模型不应被解读为通用的疾病时钟;相反,它将炎症环路成熟度视为一个可能影响治疗反应和生物标志物解读的变量。
### 5.2 组织模型:附着点/中轴微环境对比滑膜/外周微环境
阶段本身无法完全解释SpA中的治疗异质性。该疾病具有清晰的解剖模式,突出累及附着点和中轴骨骼,尽管许多患者也发展出外周滑膜炎或肌肉骨骼外疾病。这些区室在基线免疫构成、机械负荷和基质组织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影响IL-17的主要细胞来源以及IL-23/IL-17"许可"向髓系"锁定"进展的程度。
在附着点,机械负荷和组织应激激活驻留髓系细胞和固有样淋巴群体。人附着点组织研究显示,局部细胞可产生IL-23和IL-17A,且至少部分独立于系统性IL-23信号。在机制上,附着点炎处于自身炎症与自身免疫过程之间的界面,局部固有反应可能在适应性环路完全建立之前占主导地位。这种基于微环境的生物学有助于解释为何IL-17阻断可在中轴炎症中有效,而上游靶向在临床环境中产生了较不一致的反应。
外周滑膜代表了不同的炎症部位。在银屑病关节炎和外周SpA中,滑膜微环境含有扩增的炎性淋巴细胞程序,包括能够共产生TNF和GM-CSF的IL-17A
+ CD8
+ T细胞群体。在此区室中,临床反应可能不仅取决于减少IL-17输出,还取决于髓系放大是否已进展至髓系"锁定",特别是在具有显著系统性炎症特征的患者中。
肠道增加了一个独特的约束,因为IL-17家族细胞因子也支持上皮屏障防御。因此,保护性免疫与致病性放大之间的平衡可能与关节或皮肤中的情况存在实质性差异。这有助于解释为何IL-17通路抑制在SpA的不同表现和合并症中可产生不同的临床后果。综合而言,这些组织特异性约束表明同一细胞因子可能根据解剖部位占据不同的功能位置。因此,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直接从SpA的一个领域外推至另一个领域。
### 5.3 从机制到反应模式:实际意义与可检验预测
整合阶段与组织可得出若干可检验的预测,这些预测可指导临床推理和研究设计。第一,具有强烈髓系活化特征的患者,如突出的急性期反应和髓系偏向的转录谱,可能代表了"锁定"内表型,其中冗余的细胞因子环路使上游干预效果较差,治疗可能需要靶向主导效应模块而非单一起始细胞因子。第二,以中轴和附着点受累为主的疾病可能富集于可由固有样淋巴细胞以不同程度依赖IL-23的方式维持的IL-17驱动程序,使IL-17在该组织环境中更接近于一个必要效应节点。第三,以外周滑膜炎为主的疾病可能更容易激活由GM-CSF支持的髓系放大,提示GM-CSF相关通路可能与持续性炎症活动有关,并且鉴于GM-CSF在关节炎性疼痛中的已知作用,还可能与特定患者的疼痛有关。第四,由于结构进展和骨增殖可部分脱离炎症控制,疗效评估可能需要将炎症生物标志物与基于影像学的测量指标以及潜在的不被以细胞因子为中心的监测所捕获的基质和骨免疫读数相结合。
## 6 转化与展望:SpA研究下一阶段的内表型、生物标志物及优先事项
鉴于上述细胞因子网络的复杂性,仅凭临床表型不太可能捕捉到影响SpA治疗反应、复发和结构进展的机制状态。因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与"阶段×组织"模型相一致的初步内表型框架。一种模式反映IL-23/IL-17"许可"状态,其中IL-17输出仍与上游极化信号紧密相连。另一种反映IL-17主导的、部分脱离IL-23的状态,尤其在解剖微环境中固有样淋巴细胞响应局部应激或替代细胞因子信号维持IL-17产生。第三种内表型以髓系"锁定"为特征,即一种由TNF、IL-1家族介质和GM-CSF稳定的、细胞因子冗余和持续性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程序的自我强化状态。
将这些内表型转化为研究或临床应用需要能够描述患者在炎症网络中所处位置的生物标志物,而非孤立地测量单一细胞因子。有用的方法可能包括髓系和中性粒细胞活化的转录组特征、作为IL-17活性功能性替代指标的循环或组织来源趋化因子组合,以及将急性期反应物与附着点应激、滑膜炎症和结构重塑的影像学证据联系起来的复合读数。这些生物标志物的主要价值在于区分疾病仍主要依赖IL-23/IL-17"许可"的患者与已进入髓系"锁定"的患者,在后一情况下,下游细胞因子冗余可能降低上游通路标志物的预测价值。
检验这一框架需要若干研究步骤。跨不同解剖区室的纵向分子采样可帮助确定早期IL-23/IL-17"许可"如何以及在何时让位于髓系"锁定"。多组学队列应将细胞因子模块与中轴、外周及肌肉骨骼外疾病领域的治疗结局联系起来。若将患者按机制特征(包括IL-23/IL-17"许可"、GM-CSF相关髓系活化及髓系"锁定")进行分层,而非仅按诊断类别分组,未来的试验可能提供更多信息。与此同时,炎症和结构进展应作为相关但可分离的结局进行追踪,因为症状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骨增殖已被遏制。